我与妻合影

　　巍儿出生以后，正是文革后期社会动荡不安，大搞武斗时期。我妻在农村带了3个孩子，实在生活不下去，大队同意她回城，但必须每月出钱买公分。回长沙那一天，我用一担箩筐，一头坐着泓儿，一头坐着蓉儿，走了三十多里山路，中间还爬过了一座名为玉皇殿的高山，上山7里，下山8里。妻抱着巍儿走在后面，我到了山顶放下担子，又跑下山去接妻。进城后，我们先是住在南区仰天湖租佃的楼房里。木板楼房，夏天楼板极热，又没有电扇，妻整晚给三个儿女扇凉，无法安睡，白天街道安排她在油漆厂工作，在船上刷油漆。巍儿寄在一老妇处代养，泓儿，蓉儿在仰天湖读书。一次我因公事赶不回，妻在船上工作，也无法脱身，我的一双儿女就自己搞了一餐生油拌饭吃。晚上回来我妻才发现，并且骂了泓儿，后来，又把泓儿抱在怀里流泪。是啊，这能怪泓儿吗，他是想为妹妹炒油炒饭吃，却不知道油要烧开。

　　1976年，文革结束，妻开始分配到东方纸箱厂工作，由于我的邻居杨玉英女士告密，说右派份子的堂客不应该分配到东方纸箱厂去的。后来，该居委会治保主任唐福花就顶替了我妻的名额进了该厂。这之后，隔了近半年，妻才分配到当年不被人看好，谁也不去的废品公司工作，直到退休。同年，妻的继父在窑岭王公塘用木板搭了二间住房，一间厨房，我妻才搬回到王公塘居住，泓儿和蓉儿转到人民路完小就读，小儿跟着我。1976年，居委会因我长期在外工作（电影院美工及职教）认为我在搞投机违反活动，将我告到投机倒把办，我被强迫去学习，交代问题。巍儿放在建设电影院朋友处，也就是那一年，我的小儿被传染上乙肝，是我妻将之送到传染病医院治疗的。1979年，王公塘住房因为衡器厂征收，将我们安置在太平街墙弯子衡器厂宿舍住，同是1979年，我落实政策，右派改正回到水口山矿务局，并随后分配到三叉矶水口矿务局第一冶炼厂任子弟学校初二班主任，兼初一地理、历史、语文及高一语文课老师。为照顾教师，被分配了一套平房。1980年，妻才搬到一起住，此时，泓儿，蓉儿都在十七中读书，后来巍儿从三叉矶完小毕业也分配到该校。妻买了一辆自行车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，来回40多里路，十分辛苦，家中由我和老母亲照顾。2000年，巍儿由财会学校毕业，分配在湘联城市信用社工作，此时泓儿，蓉儿参加了工作都已先后结婚生子。2003年，城市信用社准备改商业银行，巍儿因为一位包工头老赖贷了五万元款未还，而被追究，并被检察院从根据信用社领导安排去讨债的娄底市工地押回长沙，关进了看守所，五天后查明，我儿没有任何经济问题，宣告无罪，才被放回，但我妻还是被当时的办案人员索去了4000元保外居住的保证金，并且任何收据都没有。由此我儿失去了工作，患了忧郁症，染上了嗜酒恶习，后来虽被杨明远眼镜店聘为会计，但因喝酒误了工作，并染上了肝病退职回家治病。2007年终因酒精肝，引起肝硬化，死于市立四医院，在住院的那二个月，是妻日夜守护在巍儿病床边。去世后妻整日哭泣，长沙市老龄委廖肇联主任得知情况后，将她安排外出免费旅游。后来，又到三峡、杭州、上海、庐山、北京等地。直到2009年，情绪才好一点。期间又经廖主任推荐，参加了夕阳美，夕阳红等老年文化活动，并担任了社区老年文艺队队长。2010年，我为妻办理了到台湾、澳门、香港旅游，回来后的6月份一次体检中，发现肝部出现肿瘤，但因很小，医院建议住院治疗，妻认为关系不大，加上当时被省卫视邀请拍摄快乐大本营节目和电视剧群众演员，且社会活动很多，妻一心放在老年群众文体活动中去了，忽视了治病。2011年、2012年她整日带队外出演出，还考上了老年体育教练员证书。2012年初秋的星期六，妻没有活动，和我一起到步行街玩了一天，我们吃了豆皮，吃了燕窝等富有营养的食品，回来又到中山路三角花园买了一件800多元套裙衫，又到水风井服装市场买了大衣等。那一天用去了2000多元，妻很高兴。妻终于摆脱思念巍儿的忧郁悲伤情绪，找回了欢乐。曾继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