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一家子

　　11月12日19时29分，妻终究离我而去了，永远。今年是我们结婚47年纪念日啊。

　　1966年，我和妻结合于长沙市窑岭东风钢厂宿舍十一栋。而新屋却是在杨家山一间仅有6平方米的小土坯房里，一张床，一张三屉桌，一个碗柜就是我们新屋的全部家当，没有宾客，只有我们两人在土屋内拥抱着。后来，因为协助汽车运输公司办家属工厂，我们被汽车中心站赵明姨接到汽车大修厂住宿，那一年，我们准备办婚酒的，但因为没钱，没有办成，次年，我妻坏了我的儿子，但在哪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年代，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《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》我妻与返城知青一起参加了文化大革命，是我将她劝阻回家的。1968年，妻临产了，回到东钢十一栋，我和我母亲到派出所上户口，登记户籍的人气势汹汹地问：“曾泓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1968年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正象泓浩浪潮一样席卷中国，所以取名为‘泓’。”登记户籍的人噢了一声，说：“这还差不多！”接着又叮嘱了一句：“别看你现在右派份子的帽子摘掉了，但摘帽右派还是右派，人民可随时给你戴上的。”

　　1968年是多事的一年，当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需要青年人闯出一个新局面时，便动员学生们，知青们进城造反。1968年，运动已成定局后，却号召知识青年回农村去，没有去的，强迫疏散。记得我儿子满百天的晚上，东钢十一栋外面来了很多人民纠察队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接着治保主任唐福花带着派出所户籍推开我的门，要我妻迅速回农村，我只得忍气吞声地答应过几天一定走！但从此我们不敢住在家里了。

　　我儿半岁那晚，我四妹夫悄悄告诉我，居委会联络了湘江风雷、青年近卫军造反派要把嫂子押送回农村，我们听了，立即抱着泓儿，当天晚上11点钟，离开了家，从窑岭经过左家塘，到侯家塘，走到新开铺长沙机床厂宿舍区找我的二妹夫许启武，不巧的是妹夫值晚班，二妹当年在湘潭纺织厂没调回，我和妻抱着儿子又走回窑岭，来回走了近60里路，虽然很疲劳，但又不敢回家，只得抱着儿子在街上逗留到天亮。第二天，长沙市食品公司我的职校一位同事同情我们，把我们安排在太平街食品公司值班室临时住下，之后，福星街南食店我的一个职校学员又接我们住到该店值班室，后来，同在职工夜校教书的易允武，又把我们接到他家，安排了一间小房住下，当年易允武兄的儿子缺奶，我妻在喂我儿时，又将易兄的儿子抱进怀中喂着，大约过了半个月，岳麓公社黄鹤大队办社队企业，找着我帮忙，条件是在该大队给我们安排住宿，就这样我们终于住进了宽阔的新屋。在黄鹤大队，我的女儿诞生了，那一年正是1970年，省革筹成立，湖南日报发表社论《芙蓉国里正朝晖》，我便给女儿取名‘蓉’。上户口时，派出所登记户籍的人照例要问：“什么意思”。我从桌上拿出湖南日报指着社论上得‘蓉’字说：“纪念省革筹成立，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！”登记户籍的人说：“有进步！”

　　女儿满周岁的那一年，长沙城里终于呆不下去了，只得抱着一双儿女回到农村，住进了思公小学，我们幸遇了一对善良的老年夫妻，当年是生产队的队长，白天我妻出工时，是他们俩给我照顾我的一双儿女的，后来，我妻落实政策返城时，便认了这一双老人为干爹干妈。在范林公社思公大队，怀了我的小儿。小儿临产时，我们回到了窑岭，还是我母亲找接生婆上门接生。

　　小儿出生时，我给他取名‘巍’，照例上户口时，又问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：“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，祖国有如巍巍高山，屹立不动！”

　　小儿出生后，我在仰天湖识字冲租了民房，便搬进了这间木板楼房，泓儿和蓉儿进了仰天湖完小，开始了他们的求学之路。曾继祖